获悉日本高层的态度后，张学良暗暗地松了一大口气，他赌赢了，东京方面没有恼羞成怒地决定大规模增兵东北从而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后世很多人认为二战期间和二战前的日本从上到下都是战争贩子、战争狂人、好战分子、狂热分子、极端激进派分子，这个看法其实有点“冤枉”日本人了，最起码在眼下1931年，日本高层还没有完全被军国主义分子把持，日本政府也没有被日本军部给掌控，日本政府的内阁文官集团和日本军方、日本军方内部的统制派和皇道派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及矛盾，加上裕仁天皇非常不满关东军独断专行、以下克上的作风以及他正在试图掌控军队绝对控制权的打算，都使得此时日本国内的反战派和主和派势力还是能压制住那些激进派势力的。当然了，日本国内的反战派和主和派并不是“爱好和平的人士”，这些反战主和的日本高层绝大部分也希望日本对外开战和扩张，他们只是觉得现在就全面展开战争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并不是真的不打算展开战争。这是存在本质性区别的。东北战事爆发后，日本政府采取这个态度和对策，也是张学良坚定抵抗的结果。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先历史上，即便关东军制造成功“九一八事变”并节节获胜，日本高层内仍然存在着很多反对声音，裕仁天皇也是不支持的，甚至很担忧。在九一八前夕，裕仁天皇接到“关东军可能又要在满洲制造事端”秘密报告后，还勒令日本军部和参谋本部制止关东军。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迫于日本内阁和裕仁天皇的压力，特地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但建川美次郎和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事变的，派建川去东北的消息还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暗示他们提前展开行动。建川美次郎等人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后，被板垣征四郎等人派人故意请他吃饭喝酒以拖延时间，而建川美次郎也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关东军提供时间，执行如此重要任务的他甚至不是坐飞机来的，而是坐船来的，就是为了给关东军争取时间。另外，获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朝鲜日军高层们普遍感到很惊慌，深怕关东军会完蛋，声称“不能不救关东军”，言下之意是关东军根本不是东北军的对手，主动挑衅纯粹是自寻死路。可以说，关东军策划和实施九一八事变，是没有得到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日本高层们允许的，甚至还被大批日本高层激烈反对。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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