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讨袁、护法等无数运动，共和观念在民国可谓深入人心，由于过去的集权者基本没干什么好事，“独裁”一词在国人心目中，就径直与“反动”联系在一起，任何当权者只要具备这样的特征，都难免招来铺天盖地的指责。

　　吴安平不可能在西北搞什么共和，所以只好沉默，但在许多国人看来，沉默即是心虚。

　　第三条罪状也值得一说。冯玉祥指责吴安平肆意侵夺百姓财产，任意羁押甚至处决异见者，为证明此事真实可信，他公布了一份受害者名单。吴安平检查这份名单，发现还真确有其事，只不过其中九成是历次清洗的对象，还有一成是《西北土地法案》公布后，没将《除罪令》放在眼中，进而遭到打击的地主恶霸。

　　遭到清洗的赃官劣绅不必多说，但正与苏联及合作的冯玉祥，竟将恶霸地主也列名其中，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领导的农会组织，在各地尤其是两湖发展尤为蓬勃，但因准备不足，大量流氓无产者被吸收进来，由此使运动失去控制，对开明地主及富农阶层造成极大冲击，打砸抢掠杀时有发生。

　　《西北土地法案》同样有土地革命的色彩，但相对要温和得多，是一项以城市化、工业化为导向，以政府赎买、劳力迁移为手段，兼顾散田还林及区块垦殖的系统工程。虽然对视《除罪令》为无物的恶霸型地主，仍不免镇压，没收其大部家财田产，但基本能做到有理有度，而且由于此事是由而下推行，可控性很强，可以说秩序井然。

　　这些情况冯玉祥不可能不知，但他仍拿甘陕说事，显然是想激起民国层社会和甘陕周边势力，对吴安平及解放军的仇恨和恐惧。要反驳这一谬误，吴安平自说自话没用，他准备过段时间，邀请各大报社到甘陕实地访察，在消除误解的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其实这些都是后话，吴安平最关注的，还是西北军的军事行动。

　　冯玉祥的讨吴通电是在中午发表，但西北军各部却是在十二月五日拂晓发动的进攻，比通电时间实际早六七个小时。

　　为方便指挥，冯玉祥调整编制，将在宁夏的军队分为了七路军。第一路军是方振武部；第二路军是马鸿逵部；第三路军是韩复渠部；第四路军是石三部；第五路军是刘汝明部；第六路军是孙连仲部；第七路军是门致中部。除此外，还有直属部队，鹿仲麟、宋哲元及其下的邓宝珊、佟麟阁、程希闲、郑大章等师旅都在其中。李鸣钟及蒋鸿遇部则居留绥远后方。

　　西北军收编宁夏军后，总兵力已近十二万人，除去驻守绥远的一万多人，宁夏境内就有十万大军，包括十多个师及几个独立旅。各师旅的实力，本以马鸿逵、韩复渠、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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