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的君权肆意妄为，都不能让国家强大。

　　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

　　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

　　相对而言，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

　　出路究竟在哪里？

　　徐泽的回答是“天下为公”。

　　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

　　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

　　徐泽明确解释“天下为公”是公共的共，而非公室的公后，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

　　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孟子节文》，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孟子》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其实，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

　　后世，最初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伟大目标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才过几十年，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

　　理想必须有，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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